黎巴嫩石匠认为石灰岩建材固若金汤但战争无坚

时间:2019-05-29

  

黎巴嫩石匠认为石灰岩建材固若金汤但战争无坚不摧

  马佳永的返乡之旅终于抵达目的地,然而当初驱使我踏上征途的问题,并没有从此消失,反而在我梦中不断出现:这地方剩下什么?还有什么留存下来? 我的团队挥别卡纳时,我只希望一路顺风,踏上蜿蜒的道路,快速通过丘陵地带与硝烟四起的绿野,逃之夭夭。我开着自己那部吉普切诺基老爷越野车驶向提尔,抵达当地再各奔东西。来到提尔,我注意到的并不是更多的死亡;虽然当地有八十六副脸孔躺在廉价的棺材中,让黎南炽热的阳光暴晒。最让我动容的是一排妇女,身穿黑衣,在场地的一角哀悼。气温越来越高,少数几位女子掀起面纱,小心翼翼地动作,仿佛生怕一个微小的动作就可能扰乱这个世界。提尔的妇女并不畏缩,也不说话,更不要求旁人注意她们的哀伤。她们为众人服务,只要还有棺木等待入土,等待被送入巨大的墓穴,她们就不会离开。中东地区为人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沉默的意义。从这群妇女的沉默中,我们看到的是信仰。 我的沉默中有我的家族,从这场战争开打以来,我心中就一直挂念着他们。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亲戚都是背井离乡之人,而我总是和他们匆匆告别。告别的时机最好是在凌晨,天光未亮,婴儿还没有开始啼哭,妻子还没有醒过来,印度班加罗尔的信用卡公司人员还没有打电话来要求入账。我宁可自己一句话都不说,快速离开。沉默总比相隔千万里的揣测来得好。一把抓起行李箱,注意出租车的车头灯是否出现,抽一根不该抽的烟。上路。 当时的贝鲁特流行一首歌,《哦,贝鲁特,世界女士》,玛吉妲·鲁米唱道:“在废墟中绽放,像一树四月的杏花。”她的声音不断拔高,“绽放吧,贝鲁特!”然而我在开车进城的路上意识到,不久之前的贝鲁特是如此生气勃勃,明日的贝鲁特却已不可能恢复旧观。进城之后,放眼望去,机场的燃料库还在燃烧,冒出一柱一柱的白烟,笼罩海边的天空。游击队每发动一次攻击,以色列就升高轰炸的力道,按部就班地摧毁贝鲁特的基础建设,成千上万人民流离失所,在那些好战政治力量与深厚信仰结合的城区,营造出一种凶险、恐惧、反抗的气氛。 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我并不怎么欣赏这幢伊斯伯大宅;对于它以及它的建造者,都还没有做好邂逅的心理准备。然而我迈出试探的步伐,踏进外曾祖父最喜欢流连的阳台,眺望不远处群山环绕的山脚下,在倾颓的别墅与休耕的田地之间,流溢着三眼小小的泉水:提尼、萨夫萨夫与席布里。泉水是马佳永地名的由来:卡比拉泉位于一条通往邻近村落的山坡路上,萨吉拉泉的距离也不远。 当战争让时间停止,代表价值的古老传统与安抚心灵的生活习惯也都随之中断。生活变得无人闻问,原本恒久的事物从此消失。当战争本身、战争的威胁或者战争之后的损失成为生活的方式,旧时的黎凡特生活也日渐式微。在我于2006年抵达黎巴嫩时,在此地交流的文化已经少之又少,政治化身为死硬的宗教论述或者更古老的从属关系;身份认同完全决定于这些从属关系,不再牵涉文化和语言。我们似乎只剩下没有公民意识的部落。世世代代连结人们的家园,很早就已沦丧;虽然古老的建筑仍然矗立,通过破旧的砖石与孤零零的拱门,喃喃诉说过往的时代。 在这里,战争的每一个要素都与个人相关。今天的攻击或轰炸行动之下,埋藏着某一个家庭发生的事件,时间可能是昨日,也可能是数十年前。以色列小说家戴维·格罗斯曼的儿子尤里死于2006年的战事,他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从人生的每一个部分出走,家的意义从此荡然无存,连身体都不再是你的家。”一个受过训练的军人在两国交战时的遭遇,这是一回事;然而当战火延烧到家园,发生在我们的街道中、院子里与土地上,发生在家庭,却是另一回事。卡纳的死难者不愿意逃亡,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这就是“bayt”的意义。 我眺望远方的赫尔蒙山,山区仍是漫漫寒冬,峰岭与山谷交错,大地向地平线延伸。风景如画,连绵不绝,无穷无尽,有如中国的山水画,地平线向云雾退去,如此缓慢渐进、模糊朦胧,让人无法确定大地究竟是在何处消失。我的视线随着景物移动,不断向后,搜寻尽头,徒劳无功。 我刚从伊拉克战场脱身,在那里待了三年。先前我参与过三场战争,如今突然间又要投入第四场战争,而且残酷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为了继续报道,我得依赖大量烟草,足以让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安非他命生意停滞。我的头发开始灰白,但那并不是年华老去的迹象,至少当时还不是。灰发是从约旦河西岸的拉玛拉与巴格达带回来的纪念品,再加上最后半年的婚姻生活,婚姻的影响尤其显著。过去这段期间,我和妻子的冲突加剧,日子感觉特别漫长。她和我生了一个女儿,一直对我工作的死亡风险耿耿于怀,一切都是从2002年3月开始的,当时我人在拉玛拉,被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射伤。 然而我最常前往的地区,当年曾令我悠然神往,如今却是风光不再。过去数十年来我所迷恋、挂念、悲悯的中东地区,已经消失无踪。第一次深入认识中东,是大学时期到耶路撒冷度过一整个夏天。后来我又去了许多次中东,前往苏丹濒红海的奥斯曼帝国边境据点萨瓦金,来到靠石油业发展起来的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横越沙漠,抵达也门首都萨那。我造访某个气氛奇幻的古镇,一间一间房子有如玩具,搭配彩色玻璃窗、白色石灰覆盖着奶油色的泥砖。我继续旅行,行经波斯湾沿岸碧蓝的海水,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却虚幻的首都。特别让我动心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然而潜藏在万事万物之下的东西,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自在、优雅、没有多余的事物。任何事物只要让人感觉匆忙仓促、肤浅浮面、唯利是图、虚妄欺人,都会遭到排拒。这种生活态度的核心是一种悠长缓慢,让人们仔细考虑每一个选择的精神。人们相信,这样的精神显现在细小的事物与仪式之中,然而战争爆发,打乱了一切。 编者按:在这本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家族史:沙迪德是一个无法安身立命的家族,从沙迪德的祖母那一代开始就开始背井离乡,远赴大洋彼岸。当他们想到“家”,根源或地方意义的“家”,总是想到位于黎巴嫩马佳永的房子,它代表一份永不褪色的身份认同。这两年间的记述,串起了沙迪德个人的经历和回忆、整个家族从黎巴嫩到美国的离散迁移史,以及中东的百年失落与命运。安东尼·沙迪德(1968-2012),黎巴嫩裔美国记者,曾任职美联社、《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长期驻派中东,2004和2010年凭伊拉克战争报道,两度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2002年在约旦河西岸报道时被射伤肩膀和脊柱,2011年因报道利比亚独裁统治遭政府军扣留,2012年叙利亚内战期间,因气喘病发作身亡。 一位小镇的镇长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我们借宿,我站在他房子的屋顶上,眼前丘陵起伏,几百年前,我的先人就是被这些山丘吸引,从叙利亚出走的。赫尔蒙山有如一名站岗的士兵,但是不再白雪皑皑。此地距离马佳永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然而我知道故乡的橄榄树果实累累,只是还没有成熟。我想到卡纳被炸裂的树干,开始怀疑马佳永的橄榄树能否活到今年秋天,让农民收成。马佳永虽然是在历史进程中发展成形的,然而它从来没有遭遇过以色列摧枯拉朽的军力,而且本来应该不至于遭遇,只是战争的王牌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一两天前在宾特·杰贝尔的时候,我看到瓦砾像雪片般纷飞,苍蝇群集在死者的眼睛上,数百位民众听说了谣言,生怕找不到避难所,纷纷躲进一座十字军城堡附近的医院,在黑暗之中相拥。几位老妇人双脚肿胀,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裹着一层一层纱布,在地下室中等候。地下室以烛光照明,照着一个个汗湿的脸庞。 外曾祖父伊斯伯在1928年过世时,他的子女纳比、纳比哈、瑞伊法、拉提巴、纳吉布与赫达都还没有成年。我从未见过外曾祖父,但是还记得自己如何拼凑他的形象。我努力尝试了好几个年头,通过旅行、书信、家族纪录与各种故事。无论有何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是得来到伊斯伯的土地上才能催化这一切。黎巴嫩的美既不夸张,也不招摇,而是一种柔和之美:山丘被岁月磨成浑圆的形状,台地在千百年间日渐倾颓。 发现那枚火箭之后几个小时,我跟人借了一把铲子,回到大宅,开始挖掘。表层土壤受尽风吹雨打,变得贫瘠易碎。我越挖越深,大石头被小石块取代,深层的土壤也比表层肥沃许多。先前我花四美元买了一棵橄榄树,大概是被敲竹杠了。它的树干跟一支笔差不多粗细,树枝延展的高度还不到我的胸口。我把它放进挖好的坑洞里,距离祖母年代的橄榄树大约三米,只希望这棵后起之秀未来能够彰显我的理念,让我的女儿以及她们那一代了解,无论保存状况好坏,伊斯伯大宅始终是一座值得付出心力的家园。 伊斯伯死后,大宅一分为二,楼上是家人居住,我的祖母瑞伊法就在这里出生,她的母亲芭希雅·阿布拉·萨玛拉在这里住到1965年过世为止。伊斯伯死前,大宅才盖好没几年,芭希雅几乎全心全意保养维护,她的绣花枕头是屋子里的摆饰,米色的窗帘装点窗子与拱廊。日复一日,芭希雅跪在地上,亲手擦亮大理石地板。大宅并不会发光,但是会反射光线:访客到来时,他们的脸会浮现在各种物体的表面上,煤油灯的火焰在玻璃上闪烁。 有些苦难无法以文字来报道。对我而言,受苦似乎已是家常便饭。身为一位中东事务记者,我报道的是战争、战争的幸存者与死难者,以及许多既是幸存者又是死难者的人物。在黎巴嫩南部的村镇卡纳,某一天上午,以色列的炸弹找到了牺牲品。我们看到的死难者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环顾四周。原本安静的早晨被撕裂开来,一段时间之后,卡纳的声音与故事、盘与碗、信函与文字,还有它的历史,全都灰飞烟灭。推土机驶过去,清除人们残存的生活痕迹:一袋洋葱、一罐豆子、一张染血的蓝色床垫、一个茶壶、一帧照片,照片上的男孩即将成年,模样不太自在。 马佳永镇长福阿德·哈姆拉说:“不用说,他们带来大队战车。”他呆滞无神的眼睛似乎跟不上他说话的速度。马佳永有大约四百名居民,老年人居多。对他们而言,以色列人有如幽灵,藏身在烟雾与黑暗之中,或者戴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头盔。以军撤退之前,马佳永人躲在家中,只敢小声交谈。他们知道战地就是如此:声音会引来子弹。 来到卡纳,只见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闲置在一处看似街道的地方。有些黎巴嫩人相信,耶稣就是在这个遍布葡萄园、橄榄树与无花果树林的地方,施行把水变成酒的神迹。然而当我在那个夏日来到卡纳,可能有百年历史的橄榄树多瘤多节的树干被劈开来,像牙签一样。一辆雪佛兰老爷车被爆炸的威力抛出来,后窗露出一截破旧的波斯地毯。一头驴子发出嘶鸣,以色列军方的炮击又在远方隆隆响起,吓得一只猫冲过瓦砾堆。过了些许时刻,一位救援人员从废墟中现身,微微弓起背,怀中抱着一个才一岁大的婴儿,名叫阿巴斯·哈辛姆,卡纳炮击事件的第二十七位罹难者,绿色围兜前方悬着一个蓝色的奶嘴,前额上有一大片瘀伤,舌头从嘴巴疲软无力地垂下。他的身体后方放了一本《天堂之钥》,书页的边边角角已经烧焦。 战争再度登堂入室来到黎巴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黎巴嫩对战争比对和平更熟悉。我连续十八天报道以色列最近发动的攻击,和几位同行合作,追踪这场自1982年以来死伤最惨烈、破坏最严重的战事;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占领黎南长达十八年。这一回,先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军事组织渗透以色列重兵防守的边界,在伏击中杀害三名以军士兵,俘虏两人。以色列大举报复,发动完全不成比例的反击,连续三十三天重兵压境,彻底摧毁一座又一座村庄,至少造成一千一百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以军的“驰车式”主力战车长驱直入;无人驾驶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如昆虫般嗡嗡作响。以军使用的武器主要来自美国:F16战斗机、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麻雀飞弹、响尾蛇飞弹,还有借由集束炸弹留下的四百万枚小型炸弹,它们像播种一样撒在土地上,战争结束许久之后,仍然可以杀人伤人。 为了前往已经被以色列占领的马佳永,我们先向北赶路,来到利塔尼河,但是找不到渡河的路。桥梁残破不堪,临时开辟的便道也在空袭中柔肠寸断。利塔尼河虽然不算什么大河,但是水很深,就连在夏季也无法涉水而过。还好有人看到一座便桥,显然前一个晚上才搭起来(可能是供游击队运送军火之用),让我们得以设法通过。我们抵达首都贝鲁特,但是马佳永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2006年8月10日,凌晨3点30分,以色列军队进入马佳永。这个地名的阿拉伯文意思是“泉水之地”。战争已经杀到故乡的大门口,我当然担心伊斯伯大宅会不会毁于一旦。我知道自己必须跑这一趟,而且几天之后就出发。伊斯伯大宅已经荒废多年,旁边就是当地人称为“老人山”的赫尔蒙山。 慢一点,慢一点。这请求不断在我脑海出现,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些细微但意味深长的事物,准备再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报道。我闻到雪松与松树的芳香,非常清新,让人精神一振,仿佛象征更新的承诺。后来我才发现,当地原有的雪松与松树,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遭到摧毁。 访问过镇长之后,我出发前往伊斯伯大宅,行经一条高低起伏的道路,暂时放下工作,不接电话,不做报道,不赶大限将至的稿子。我来到大宅所在的塞瑞尔区,这地方原本繁花盛开如云、一片静谧祥和;如今我却不知该怎么告诉远方的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亲人有时会为选择牙签这种小事争执不休;有时又突然满脸笑意,掐着你的脸颊;有时意味深长地看你一眼,仿佛在说你会被打入大牢,折磨到不成人形(有其道理)。他们天性善变、热情。马佳永的镇民如果还记得他们,一定会毫不掩饰地说:“沙迪德家的人都是疯子。”我并不认为我的家人有丧失神智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身负特殊使命,要将每一个人都逼到疯狂的边缘,然后尽管受害者因为症状复杂,需要接受几十年的治疗,他们却会说:“我可不花这个钱!” 午夜之前,警惕一驾校40余辆教练车起!我们来到马佳永附近,但是被迫回头。马路上出现一个弹坑,那里正是转弯绕过一座山丘的地方,山丘上的台地多处崩塌,山石饱经风霜。另一条路被岩石挡住去路,只能步行通过。还有一条沙土小径通往镇上,绕过一座废弃的采石场,越过一道山脊,可进入邻近马佳永的山谷。然而以色列人还在镇上,占领我家族的城镇,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开车前往马佳永的旅程,照理应该是心旷神怡的。一路山峦起伏,几个小时后抵达商业繁荣的纳巴泰,接着穿越利塔尼河谷,下一站就是马佳永。然而那天经过提尔的时候,没有人敢说走哪一条路才不会遇到战火。后来我们选择一条曲折蜿蜓的小路,希望能够安全通过,避开空袭的威胁。人们说,当飞弹来袭,要等到它击中你的汽车,你才会听到它的声音。但我还是全神聆听,尽量保持安静,我要是开口说话,几乎一定会对同行者失去耐心。 我们驶过住宅区,居民观看电视上的战事报道,但战事就发生在几公里之外,人们听得到,也感觉得到。街道上,救护车的轮胎痕碾过满地的碎玻璃。呼唤信徒祈祷的声音,在突然间荒废的街道上回荡。偶尔有汽车擦身而过,多半是往叙利亚边界开去,那是逃离黎巴嫩的最后一条生路。 2006年7月30日“慢一点,”民众对着一名推土机司机大喊,他正在夷平镇上残存的建筑物。多年来,我见过许多人失去家园,“慢一点,慢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声音。 我的亲戚有时候会讲故事,但你最好别主动要他们开口。他们向来不会轻易透露讯息,也未必愿意回忆往事。他们聚居在俄克拉何马市的几个街区,住址顶多只相隔几幢房子,从来不曾远离彼此。我的亲人绝对不会遭受离群索居的厄运,从移民美国之后就一起生活,有朝一日也会一起死亡。小区就是一切,家园就是一切,如果你曾失去自己的小区与家园。 语言文字无法完整重现战争的气味。我发现自己努力洗刷,尝试从头发上、手指间洗去战争的气味。我甚至不止一次用水冲洗鞋底。我们抵达马佳永的前一天下午,以色列从当地撤军,然而街头仍然冒出稀薄的袅袅烟尘。广场上弥漫着战争的气味,我的每一口呼吸也是如此。然而我不希望自己来到外曾祖父的旧居时,战争的气味还是挥之不去。 头一回走进伊斯伯大宅的正门,已是几个月前的事,当时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自己跟它有任何关系,而且大宅的环境凌乱不堪。以色列占领时期,我的家族放弃了大宅。我试着打开正门,钥匙不听使唤。努力尝试了好久,正门终于咿呀作声,向右边移动,一阵烟尘在我身后冒起,细致的蜘蛛网有如古代建筑遗迹。 “慢一点,慢一点,”在那座古老而悲伤的城镇,当推土机碾过生活的遗迹,他们高声呼喊。我还记得破裂的盘碟与粉碎的物品交错发出的声音。马佳永会不会沦为战争的另一个注脚?我还有几天才能进入马佳永,但是这座小镇和伊斯伯在很久很久以前兴建的大宅,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希望它存活下来。 回想那一天,还没听到子弹声之前,我就已经先跌倒在地,声音震耳欲聋,我分不清方向。我本来以为是一枚震撼手榴弹爆炸,手脚动弹不得,但是没过多久,脊椎传来一阵刺痛,射伤我的这枚子弹原本可能是瞄准我的脑袋。我还记得自己告诉身旁的巴勒斯坦籍同事:“我想我中弹了。”感觉像是意会到自己中弹之后许久,但实际上只有一下子。他躺在我旁边,焦急地拍打我的身体并寻找出血的地方。 我们从贝鲁特出发,翻山越岭,进入扎赫勒,穿越贝卡山谷与当地的葡萄园,经常要为车队寻找汽油。我们驶过废弃的检查哨,蜿蜒的山路以月亮为路灯。周遭没有其他车辆,街道没有人烟。在以色列的直升机与侦察机大军压境之前,黎巴嫩政府军的官兵早已逃之夭夭。 大部分的死者都满布尘土或瓦砾,但还留下全尸,因此保持着最后的姿态: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呼救;一名老汉拉起裤子;十二岁的胡赛因·哈辛姆如胎儿般蜷缩,嘴巴似乎呕出泥土。穆罕默德·查尔胡布坐在地上,右手骨折;他的妻子哈蒂雅与母亲哈丝娜都死了,两个分别为十二岁与两岁的女儿赫拉与莎赫哈死了,三个分别只有十岁、九岁与七岁的儿子阿里、亚希亚与阿塞姆也死了。查尔胡布膝下全虚,悲从中来:“我原本还希望,上天至少会留一个孩子给我。” 我瘫痪在死灰色的天空之下,温暖的鲜血浸透了我肮脏的衣服,几乎可说有一种安抚慰藉的感觉。后来我的伤势大致复原,但是我的妻子并没有,我们的家庭出现裂痕,岌岌可危,最后分崩离析。抵达黎巴嫩时,我就只剩一只行李箱和一部笔记本电脑,在机场输送带上飘流。 “老天爷!”六十岁的萨黛·阿瓦达从破烂的垫子上跳起来嘶吼,“不要再轰炸了!”地下室的儿童哭得更厉害了,一股热浪似乎越来越逼近。 和其他什叶派城镇相比,马佳永遭受的损害是小巫见大巫,但马佳永的确受创不轻。先是几名据称与结盟的战士,对一支以色列军方车队开了几枪,于是以军强力还击,随意开火,重创广场上的建筑,原本繁华的市区化为火海。萨米尔·拉祖克开设在广场上的店毁于一旦,一部彩票机、塞满长年收藏稀奇古怪商品的货架、恶名昭彰的一窝老鼠,全都消失了。以军所到之处,毁灭随之而来,房舍一幢接着一幢遭殃,密布弹孔与弹坑。以军占据了几个地方,有时候就在屋内地板上大小便。 当时我感受到的就是“bayt”,它让我在心里许下承诺,如今已经坚持三年,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对承诺未必能坚持,而且我向来也不是乖乖待在家里的人。 离开马佳永镇的广场,短短几分钟之后,我来到外曾祖父的大宅,然而脑海里浮现的身影却是祖母瑞伊法,她十二岁之前都住在这幢大宅,唱过的歌谣从黎巴嫩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大平原,继续唱给下一代的孩子听,我也听过。“哦,莱拉,她的眼睛谁都比不上,无比神奇。”在那奇特、纠结的一天,我坐在阶梯上,听到的就是这些简单的歌谣。阶梯旁边,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伊斯伯把瑞伊法抱起来,送上一辆马车,行经赫尔蒙山与利塔尼河谷。那是在瑞伊法还没有冠上另一个身份之前,在贝鲁特之前,在乘船之前,在汪洋大海之前,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之前,在墨西哥之前,在过河进入美国之前,在有着牛仔皮带扣环与涂口红、烫头发女子的俄克拉何马之前。我看着左右两侧古老的橄榄树心想,当年瑞伊法背井离乡时,是否也看着这几棵树? 这时我的直觉意识到,有一样东西正等待我仔细检视,于是目光也转移过去。一枚炸开一半的以色列火箭,硬生生撞进大宅的二楼,崩裂一大块墙壁,冒出熊熊大火。如果瑞伊法看到父亲的房子如此下场,不知会有何感想。当初伊斯伯从多尔什威、罕夏拉、卜提格林等地请来石匠,帮他把想象中的家园化为真实的建筑。这些黎巴嫩石匠认为石灰岩建材固若金汤,但是战争结合了新科技与历史恩怨,电光石火之际,无坚不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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