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英语:教育改革下的文化抉择

时间:2019-05-24

  

纠结英语:教育改革下的文化抉择

  在日本,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有比较成熟的人力资源培养规划—包括语言的培训,以及专业知识的培训。我们看到:在终身教育的跑道上—先是学校教育,然后是社会(职场)从学校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下一个阶段的培养教育。如果把学校教育称为基础教育的话,那么社会教育就是应用性教育。没有基础教育,应用性教育就无法延续,而没有应用性教育的话,基础教育就好像是不能抽枝长叶的树干,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站在国语肩膀上”的英语学习这一理念,也许可以成为排除国语和英语之间非此即彼的争论,走向和谐统一的路径。 一方面,语言其实是开放的,其实有弹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语言有它的传承,不能有过度的变化。既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进。总体上看,现代汉语其实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很多,但是英文语言里面也有不少汉语的借词,因为中国综合实力提高了,一些词是用中文的借词,也很普遍。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全球文化带来的文化交流其实还是有利于语言的活跃。 同文馆等重在精英教育,局限性较强。真正让英语教育接到地气的,还是外国的教会学校。清朝末年, 教会学校逐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教会学校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英语教学。课堂上, 不仅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 中国教师也要用英文授课。近代能产生大量在中西学都有作为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和这种教学环境是分不开的。 1949年高举反帝旗帜,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的新政权,让英语教育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开始英语教育尚勉强维持,教材与教法和新中国成立前并无多大变化, 但教育目的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要求“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自1952 年开始,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更掀起了一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群众运动,直接给英语教育罩上了一层阴影。一时间,学习敌人的语言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英语逐渐从课堂上消失。到了1953 年, 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各业迅速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俄语教育备受重视, 一股俄语学习的热潮随之兴起。从中学到大学, 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全国高校一度只剩下9 个英语教学点。到1954 年,教育部干脆通知从本年度秋季开始,初中不再开设英语课,已经开设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或改教高中俄语。 由于缺乏外语人才,更造成了中英之间一桩公案,间接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但清朝在广州的地方官员却咬定条约文字上开放的是“港口”,但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能进城。而英方则认为,所谓“口岸”(port),并不只限于港口设施,开放的范围是包括广州城在内的。 不说法、德、西、俄等欧洲语言,就是与日语相比,汉语也有交流上的劣势。日语中的片假名可将英文单词以表音的方式直接搬到日语中,不一定要逐字推敲,译成汉字,这样,日语可以很方便地大量吸纳外来词汇,这使日语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语言系统之一。据统计,如今具有一般知识水平的日本人以片假名的方式掌握的“英文单词”达到4000—5000个左右。 从何炳棣等人的自传可以看出,尽管民国时期的青年人没有电子词典、美剧等辅助工具,但南开中学等精英学校外教水平普遍很高,并且中国籍老师中不少也有显赫的英语教育背景,所以很多学生的英语功底既扎实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教育部的弱化英语高考分数比重改革,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堂皇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其命运也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 对于专业英语教育教学,民国教育部也给予了特别重视,1913 年,其颁布了《大学规程》,对该类别的学习科目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专业英语教育应当包括“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念”、“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11 门课程。 数学之苦,具有“普世性”,全世界的同学都大有苦衷,中国由于应试教育甚烈,加重了这个苦头。但没有应试教育,学数学,也不会变成件轻松的事,因为这是高层次人才的选拔标准,是比极限的。应试教育一取消,所有学习就像读金庸小说那样充满乐趣,日日精进,这样的幻想肯定会落空,到时候,恐怕还是如网友调侃的:学霸还是学霸,学渣还是学渣。 时代周报:刚才你提到一点很重要,现代汉语中的抽象语言其实是日本人“代译”的,那么,我们汉语语言内部是不是至今尚缺乏一个对抽象概念体系的梳理工作,比如在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性方面。 英语是西方文明的载体,不限于工具性意义—但在非母语国家里,英语学习偏重于工具性学习(单词、语法、句型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国语的学习内容偏重于文化、历史、文学等教养性知识。 双方争执不下,围绕入城问题斗争了良久。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立志解决此问题,但依然无法让英国国民入广州城。最终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包令在英国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代表,主张宪政、民权等。但满脑子理想主义的他到了远东来,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只能诉诸炮舰政策。 舆论对此产生了高度的关注,其实不难理解英语考试变化牵动了如此敏感神经的原因。回顾历史,从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教育部的弱化英语高考分数比重改革,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堂皇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学习外语几乎是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的风向标。 不管是否真有关联,对待一门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文明,联系到一系列历史大势变化,对待英语的变化,似乎预示着中国往何处去这一百年之问在当下又趋于紧迫。 因为没有英语教育就没有英语人才,所以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就产生了特殊的人,比如“洋泾浜”英语教育的鼻祖穆炳元,他本是清军水手出身。鸦片战争中在定海之战中成为俘虏,然后向英国水手学习英语。后来成为翻译。然后他在上海经商时,垄断海上贸易,成为上海头号外贸巨商。穆炳元挣钱之余,还广收学徒教授英语,学生中有后来的美商大买办王筱亭。从教英语又挣大钱这个角度说,穆炳元简直就是清末的俞敏洪。 根据2013年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25%,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都是曾经的高分考生。与此同时,近6年间,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激增35倍。而语言文化的障碍,却让他们沉溺在交际封闭的华人圈子。这群涌出国门的年轻学子,似乎从未到达彼岸(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7日)。科学的教育,必然是人性化的教育。快乐学习的理念,会被中国社会普遍接纳并且实施吗? 以前的中学政治课本里讲过一个揭露“虚伪的美国民主”的例子,说是美国某地搞市长选举,各个候选人得票不相上下,于是有关方面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拳击赛,冠军当选市长。选拳击赛优胜者当市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说明身体较棒,更有精力胜任职务。但这种优势与领导人需要的优异的组织、决断能力相比,微不足道。比如,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却是有名的轮椅总统,“病夫治国”。 “壬戌学制”中,英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的一段时期内,英语学分在初中和高中的教学分量中均居首位,通常与国文并列甚至超过国文。 正如本次专题撰稿人复旦大学教授陈云所言,东方近邻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其中尤为关键者,则是接触、学习西方文明时,对本国国情、本国文明之了解。这始终是基础。即便是“脱亚入欧”的倡导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其汉学功底也是非常扎实的。也许,真应该明确“站在国语肩膀上”的英语学习这一理念,或可成为排除国语和英语之间非此即彼的争论,走向和谐统一的路径。 北京的发展阶段和日本比较接近,做法也有相同之处。传统的日本英语教育和中国相似,即重视语法、重视阅读和写作。作为教育立国的国度,日本从未在教育改革上停步。就拿英语来说,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和英语的实际交流能力,从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自治省与外务省等不断联手推出各种政府项目,投入资金,在中小学课堂引进和充实外教(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师资力量不断壮大)。北京教改方案中对听力的强化,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现实需求是第一推动力。 张颐武:对,培训也比较多,因为国际交流需要它,需求量真的很大。所以,现在学英语还是人生中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因为英语学习的效果比较低迷,利物浦队经理尤尔根·克洛普透露亚历克斯·奥克!最近出现的试图通过改革达到实际的交际能力的提高,运用方式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国民在上升中间的心态,一个是自我贬低,自我压抑,一个是自我夸张,自我夸大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都有。这两者都是夸大的,都不合适。现在我觉得还是需要平视的一个态度,就是理性地去看这些问题,不能着急,中国的崛起肯定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文化自信的上升,而且全球对中文的需求很明显。我们就更加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事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来探讨,怎么样把它变成更好?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文化上的争论,争论不休,是没有意义的。 同一时期,英法美列强还在遥远的广州,根本不能获得进入内地的机会。有机会和有意向学习英语的,也只有信了基督教者和少数商人、买办等。这种对比的根本原因也主要在于沙俄和中国陆地接壤,英夷远在万里重洋之外,传统重塞防远甚于海防的中国王朝,自然不会重视英美国家,也不会学习其语言。 也就是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其实是“民意治国”与“专家治国”的结合。民意与专家各司其职。“民意”通过大选、议会等长效、间接机制来监督“专家”,不能过分随意地干预专家。“专家”应该保持专业性与相对于民意的独立性,不应无原则地迎合民意。民意的表达往往具有情绪性、短效性、波动性,而专业精英的研究、决策则往往更具长远性、稳定性,二者保持均衡,国家、社会才能良好地发展。如果任何有争议的公共问题都诉诸民意来定夺,就可能产生许多缺乏科学眼光与长远考量的错误决定,一时痛快,但最终伤害了人民利益。 70%的人赞成“数学滚出高考”就是这样一种情绪性、发泄性的民意表达。“抛开一时的情绪,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心里清楚,数学绝不只是用来数钱、买菜的算术,那只是数学最原始、最初级的功能。数学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基础,没有数学的进步,没有近代以来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等等的发明,就没有我们现在拥有的科技与财富的绝大部分,就不会有现代文明。数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恰如空气之于我们,看不见,但缺不了。数学当然不能废除,除非我们要毁弃现代文明,回归荒蛮时代。 现代民主国家一般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即民众只管着选出总统,或者奥巴马,或者麦凯恩,这个选择难度不大,而且大多数民众也有热心去比较、思考这两个人哪个更合适。选出总统后,由这个精于政治的人去任命各方面的专家来组成政府班子,比如选择精通金融的人来当财政部长,精通教育的人来当教育部长,精通司法的人来当司法部长,等等,这些人再选择相关的专业人士,层层任命组成各种公共管理机构,来具体治理国家。 “文革”时期自然是一片混乱,十年浩劫期间, 中国的英语教育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和其他的学科没有区别。 现代文明是西方率先开启的—“脱亚入欧”的倡导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在他的自传中说,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汉学深恶痛绝—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日本的发展来说,西学以及后来的英语才是新知识的来源。不过有趣的是,福泽渝吉在少年时候首先接触的就是汉学,而且学得非常不错,汉学功底非常扎实—也就是说,福泽渝吉对汉学的批判,正是基于他对汉学的了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鲁迅身上,鲁迅有过“不读中国书”的大声疾呼,但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古文功底非常深,他自己恰恰是个读了很多中国书的人。 时代周报:之所以出现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主张,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 除了同文馆外, 全国各地陆续兴办起一批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办学宗旨, 如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而另一批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的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物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都选英语为主要或第一外语课。大量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日本NHK拍摄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电视剧《坂上之云》中,有中日两国海军军官用英文交流的情节,这一剧情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在接触、学习西方文明时,对本国国情、本国文明的了解始终是基础。理性认知能力,是在很多极端中不断奔跑、回头、寻寻觅觅以及思辨的结果,这里没有捷径。 首先,中国地区差异大,应该因地制宜建立“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教育模式。笔者仿照发展经济学中“最适技术”的概念,提出“最适英语教育”的观点。北京教改方案中,中考和高考降低英语分值的同时,增加了听力测试分值,而山东却提出取消听力考试。这种区域性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适英语教育”的现实合理性: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京,其生活和工作中接触到的外国人较多,直接进行英语交流的必要性高,强化英语听力教育,有其合理性—再加上北京的教育资源(人力、财力等)充沛,具有推行的实力。 时下,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的举措引发热议。外语学习的“疯狂浪潮”是否褪去仍有待观察。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弱化英语、强化国学”的举措仅仅是教育教学方面的革新还是折射出中国人自晚清以来的主体性焦虑?汉语和英语之间是否存在难以跨越的语言鸿沟与国别壁垒?在诗歌式微的时代,公共语言使用的素养又当如何提升?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采访了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也不必上升到中西文明这个高度,它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把学外语和本土文化的传承、中华文化的发扬这样的问题对比起来,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弘扬中华文化,或者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这和学英语之间不是一个互相对立的关系,不是说学了英语,弘扬上就差了,或者说弘扬文化就要少学英语,这两者之间也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与之相比,汉语就麻烦多了。用汉字音译英语十分啰嗦、笨拙,意译则迟缓不堪,这两种方法都不尽如人意。汉语这种自成系统、相对封闭的特点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人接受西方传来的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在如今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中会使我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众所周知,英语是受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荼毒最深的领域,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应试教育的方式或许可以学好数学,学好历史,但绝无可能学好一门外语,就像李阳批判的:“一个专注做选择题的民族怎么可能进行国际交流?”无疑,当务之急不是取消英语,而是改革英语教学,对英语教学在科学调研基础上进行方向性的重新设置。关键在于,让应试教育尽快“滚粗”。 时代周报:就汉语语言本身的使用状况来看,不管是大众层面,还是所谓的精英层面,是不是缺乏一种语言自觉或者是语言敏感性?我们在公共语言的使用中还是比较粗糙,比较标签化。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外语教育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变化,经常可以在其他国家看到形似的影子,而其他国家发生的有关外语教育的旧例,又经常如“幽灵”一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当地懂英语者翻译从澳门得到的外国材料,所谓开始“开眼看世界”,但这种探求非常原始和初级,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清朝自然惨败。 我觉得现在英语学得不好,效率不高大家有很多怨言,而且学生也有很多苦恼,包括学不好造成的苦恼,这个也是存在的。中国人学外语,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各种不同的小语种,最大众的还是学英语。中国人目前的整个英语水平还是相当高了,尤其是年轻人,我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有些人英语好得不得了了。 英语的复潮在上世纪60年代进一步加快,196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方案》(草案), 规定了编写英语课本的进程。方案的显著特点之一是, 主张课本应包含有关英语国家的风俗, 包含更多的寓言、简短故事、神线 年, 英语就被正式列为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1964年, 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订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提出: “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 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 张颐武:中文的现代汉语,或者是中文中间的抽象概念,模式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因为一百多年了,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方法,一个是约定俗成的,另一个是规定的。其实从汉语的角度来看,三个地方用汉语,一个是中文的主体,就是我们大陆,还有台湾,还有香港、澳门地区和海外华文社区,这个地方相比之下还是我们的翻译比较规范,我们其实比港澳台湾做得好一些,这个是客观来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人文传统积淀不够,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运用西方的元素比他们要大胆,他们是保持传统的东西偏多,我们的现代汉语是比较纯的现代汉语,抽象概念其实由于中国的大陆运用比他们还要普遍,我们翻译的规范性比较强。当然,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地探讨,抽象概念的运作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够用了,因为现在不断有西方新概念的探讨,但是总体上这些概念还是需要继续梳理研究,总体上我们基本够用了。 网友要求英语“滚粗”的理由,从“教育科学”的角度看,比数学的理由要理直气壮得多。首先,英语在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实比较怪异。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教育体系里,数学既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又是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没什么疑义;而第二语言,对一般国民来说,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就行了,只有对极少数要从事外事与外语教学研究的人,才应把它作为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如果把外语像数学那样作为各门学科普遍性的人才选拔标准,甚至本学科的标准反而不重要了,英语喧宾夺主,成为主要的选拔标准,这就有些荒诞了。 1987年,国家教委公布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和样题, 并首次举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就是令后世大学学子头疼万分的英语四六级问题的开始,1989 年,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首次举行。 日本在1980年、1992年以及2002年三次推出“愉快教育”(教育),目的是使学习者不至于因为填鸭式教育而感到焦躁压抑,发现和培育自身多样的才能。“愉快教育”不是单纯地“减负担”,而是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彻底调整,是回归“快乐学习”—快乐学习,是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的通道。 就教育来说,对数学一定程度的了解不仅仅是现代学生必须具备的知识素养,它还是人才选拔、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人才选拔的主要尺度。因为没有良好的数学能力,就不可能学好绝大部分的理工学科以及经济、管理等学科,要从事这些学科的研究,期望做出新的发现,甚至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数学天分。 张颐武:我们的语言基本功比较弱,有时候看到一些毛病或者是问题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很严重。公共语言的使用上无论是英文、中文都有很大的问题,词不达意,包括产品说明书的介绍,非常重要的东西到很多文件,到日常很多人的交流,写E-mail都有很大的问题,这些是语言的修养、素养还是很弱。识字率是提高了,极大地提高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认识字,这个是极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大家运用语言的能力还是比较弱,这个我觉得是素养的问题。语言的素养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提高了素养其实就是文化自觉、语言自觉重要的一步,通过语言素养达到文化素养。在语言的修养这个方面中国人普遍意识比较薄弱,这个有待提高。所以我们整体的语言素养的提高是长期的任务,无论是哪一种,学外语的要继续加强, 学中文的更要继续加强,这两者都要加强,不是说哪一种要削弱。目前,中国各个行当的语言都是十分乏味的,精英不够精致巧妙,大众不够生动巧妙。 然而,在英语热持续发酵的中国社会,最近突然间出现了一股风向—北京宣布将在2016年降低英语高考分值,山东宣布将在明年取消英语听力考试……各地关于英语的高考政策调整进入密集期,引发社会热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文部省决定将英语教育的开始时间从目前的小学五年级提前到小学三年级(2020年正式实施),通过让学生更早接触英语,培养国际化人才。两则新闻放在一起,令人产生“日本小学强化英语教育”,而“中国高考弱化英语地位”的感觉。 英语是世界语言—它承载了大量先进的科学知识,是透视西方文明的窗口。英语的重要性无论在今天或是今后都毋庸置疑。因其广泛的实用性使得只要能熟练掌握这门语言,不但意味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畅通无阻,也让人在工作、商务、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把重要的开门钥匙。 张颐武:现代汉语是这样的,现在日常使用的抽象概念,我们以为都是我们自己的,其实这些概念都是从日本借来的,主要是从19世纪末。因为日本人向西方开放比我们早20年左右,他们那时候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从拉丁文开始到英语、法语等这些语言里面的整个西方语言的抽象概念,都是日本的翻译,比如说“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民主”的概念等,这些重要的搭建起我们抽象思维的概念,都是日本当年翻译西方语言的时候用的,因为日本人那时候汉字的应用相当的普遍,所以我们基本上把它的概念借来。虽然这些概念大都是中国古代有的,但是这些概念都被日本巧妙地拿来翻译西方的抽象概念,最后变成和抽象西方概念一一对应,并不是和我们古代的说法一一对应。我们很多语法都是跟西方的语法相当接近的,跟古代汉语的语法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有很多人对此产生质疑,有人从教育理念出发,认为英语成为最重要乃至唯一标准,阻碍了很多偏才者的发展;有人从民族情结出发,认为过于重视英语,弱化了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及认同—中文还说不好呢,学什么英文?还有人“挟洋自重”,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都没有我们这么重视英语,他们也发展得很好。伴随着英语的争议,其实从来都有,一直都有。 1992 年,教育部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俄、日语教学大纲,在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鼓励各个地方高校和个人编写教材,出现了一纲多本的现象。特别是在特区深圳,因为小学就开设英语课程,而又无相应教材,就开发了特区专用的“深港版”小学英语教材。所以深圳青少年的英语记忆与内地不同,不始于“李雷和韩梅梅”(人教版教材的重要人物),而钟情于“丹尼斯龙”(深港版教材的角色)。2001年,教育部决定把小学英语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壬戌学制”开始,80年过去,英语教学又重回到了小学课堂,而到了这个时候,早已进入了英语教育遍地开花结果、商机无限的时代了。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确实把英语推上了神坛,推上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它的位置,也引来极大的反感。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却不在英语本身,而在于考试与选择的主持者没有能力辨别考核对象的优劣,或者不敢去做这样的判断,只好把决定考核对象前途命运的大权交给了一个并不怎么相干的第三方“客观”标准,本末倒置,误人子弟。英语不该呆在神坛上,它不应该被当成普遍性的、甚至高层次的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但这也并不表明中国人就没有必要再好好学英语了。因为在素质教育、水平教育的层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 时代周报:总的来说,中国人对英语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甚至是到了狂热的程度,最典型的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因为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学好英语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高的地位。 第二,英语教育的社会化、阶梯化。在教育立国的社会里,教育的实施者不只是学校,还包括职场(雇佣人力资源的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链条。很多人抱怨学生时代花了大量时间学习的知识(包括英语)用不上,这种抱怨并不一定合理,因为知识的学习、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一个厚积薄发、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些知识并非“用不上”,而是你“感觉不到”而已—其实,人生最重要的那些知识,比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份具体工作需要“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一般需要企业通过培训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时也维新正酣,处于狂热学习西方的“鹿鸣馆时代”,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作为国语。过于激进的鹿鸣馆主义很快退潮,森有礼也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所忌恨,遇刺身亡。但学习西方更彻底的日本最终成功崛起并击败了清朝。 时代周报:回到语言本身,回到技术层面,那么,我们不仅不应该把中文跟英语对立,而且应该看到,汉语与英文的交融。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很多的概念都是来自英文翻译,汉语受到英语影响的程度其实很大。 日本人在英语学习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发音不标准。这其中有两大原因:一是在日语中存在大量的外来语,这些外来语是各个时期从各种外语(英语最多)中引进的,用片假名进行了读音标注后,成为日语的组成部分。对于从小习惯了听、说外来语的日本学生来说,开始学习英语时,这些似是而非的外来语读音就成了干扰,要知道,“母语”的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二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比较内向,追求完美,害怕出丑,因此往往羞于开口,给人一种口语弱、交流不积极的印象。 时代周报:最近,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语降分、语文升分”,这一降一升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和联想,有人说这是一种倒退,有人说这折射了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变,你对此怎么看? 在清朝核心区域,学俄语的中国人早于学英语的。从康熙时期,俄国就在北京驻有使团,俄国也派出留学生在清朝学习汉语并教授中国人俄语。 张颐武:焦虑感原来就有过,我们一直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华文化或者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文明过去在东亚或者是世界占据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一百多年来肯定是衰落了,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焦虑。这个焦虑产生了两个方向的结果,一个是过度自卑,觉得我们什么也不行,西方什么都好。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说我们就豁出去了,认为西方必然没落、毁灭。 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人才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的帮助下,清政府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ohn Burdon)担任首任总教习,英文馆也成为其中的第一个外语系。英语开始就受到明显重视,和清朝两次均遭遇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痛击有关。曾在同文馆教过英语的名人还包括后来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的丁韪良(William Martin)、大量翻译科技类书籍的傅兰雅(John Fryer)、《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osea Morse)等。 说到国语,不能不讲讲汉字。今年夏天被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曝露出国人汉字书写能力降低问题,应该说,这和电脑普及有很大关系—在使用汉字的日本,问题同样严重。不过,日本采取的是弹性应对法:对笔画比较多、使用频率不太高的汉字,平时就写平假名(类似中国的拼音)来代替;比较正规的出版物会使用比较多的汉字,不常见的汉字上面往往会标注假名,因为很多人可能知道发音,但不熟悉汉字。通过变通的方法,汉字在日本总体上并未被冷落。人们按需学习,汉字掌握的多少,取决于需要的程度。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变通做法,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 但是,这些都不宜上升到文化冲突这样的高度去解决,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诞现象在当代中国实际上很普遍。比如考研考博,专业课往往大家分数都差不多,英语“过不过线”就成了录取的主要依据。某央视名嘴自述当主持人大赛的评委,发现各选手在主持技能比拼上分数都差不多,最后谁能得胜,靠的是英语考试环节谁的分数高。名嘴吐槽,再也不来当评委了,因为自己英语不好,要是作为参赛选手的话,肯定会被淘汰。 虽然近30年来,举国上下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但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英语国家相比,英语仍是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个短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汉语语言系统与英语差异过大,给中国人学英语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日本从2011年开始实施小学英语教育。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每周须上至少一节英语课。这些英语课程不是必修课,以简单对话、书写、唱歌和游戏为主,毋须考试。从2020年起,小学高年级英语将成为必修课,每周上3节英语课,以掌握基本读写能力并接受考试。同时,英语教学提前至三年级,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周至少要上1-2节英语课,但无需参加考试,以免他们失去学习兴趣。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应多做技术性的探讨,怎么样对学生、对整个社会发展更有利、更方便,一些地方的英语考试的分数调整,其实是一些局部的探讨。我觉得既不宜说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行,也不宜说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两方面都不要这么极端,大家在尝试中间做探讨就好了。需要更多的改革,改得更实用、更好,不是仅仅为了考试,改得更有应用型,对交流、互动更有用,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第二个就是考试的改革怎么样能更灵活?有弹性?因为北京的改革还比较有弹性,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 学习英语,在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中间,实际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年,从严复和林琴南开始大家做翻译,比如,林琴南不懂英文都要做翻译,就说明当时对外部世界是多么渴望。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比如说中西兼通的钱钟书先生,他是外语系出身的,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反而有助于发挥跨文化的力量。所以,英语学习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我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共识。 最近,北京市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并取消小学三年级前英语课程的举措引起网民热议。人们对应试教育的怒火也找到了集中发泄的契机,甚至一发不可收拾,由“英语滚出高考”蔓延到了“数学滚出高考”,“英语无用论”发展到了“数学无用论”,最受热捧的吐槽是“莫非我要用函数去买菜”?新浪微博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了数学是否应滚出高考的民意投票,结果显示70%以上的网友支持取消高考数学。 这种想法在古希腊那些民主城邦里,勉强说是合理、可行的,因为那里的社会生活极其简单,公民之间的知识水平、经验阅历都分化不大,对争议问题,“集体的智慧”应该是最好的评判者。但现代生活十分复杂,许多公共问题尽管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但却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并有专门的关注与钻研才能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判断。这就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有热心做到的。 当今中国很多英语考试就是这样的拳击赛。在选拔科技人才与主持人时,掌握一门第二语言肯定是一个优势,但这种优势无论如何不能盖过本学科本身的标准而成为主要的衡量尺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以这样本末倒置的选拔方式怎么可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 那时的英语教育还是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据笔者父亲回忆,英语课教的第一句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因为这句话多少有点“中式英语”,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版本)”。另外,虽然俄语不再是唯一,但苏式教育理念被保留下来,导致新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过去相比有了较大不同,如此之类的问题一直被人诟病。 既然数学是高层次科技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尺之一,那么数学的教育与考核也就不能停留在素质教育的水平上,必须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区分出考察对象能力、天分的高低。这样的后果就是现代几乎所有受过完整教育的人,在漫长的学生时期,自己数学能力的极限都被充分暴露出来,每个人在这方面都不会轻松,都感受过吃力、困难,数学天分不好的同学更是苦不堪言,于是网上“说说自己受数学虐待的那些罄竹难书的往事”,引来大家“声泪俱下”的吐槽,以及“数学滚出高考”的控诉。这样的“民意”当然当不得真,不能“尊重”。 之后英国干脆在《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自今以后, 遇到有文辞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而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即使在抗战时期,尽管由于战争导致教育事业受到破坏,英语教育一度从必修变成选修,但重要性依然不减。许多中学英语教学时数往往占到总学时的15%—20%,每周少则4 节,多则五六节,成为仅次于国文的主要课程。许多县立中学的英语课程均由曾经留洋的留学生担任,其中不少人还拥有学士学位。而在大学阶段,英语更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为许多课程都是留洋或外国教授采用全英文教材直接讲授的。 俄语独大并未持久,其退潮甚至早于中苏蜜月期的结束。1956 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规划, 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 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到1956 年年底, 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数量又回升到23 所,学生2500余人。 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开始自发地将英语教育推向基层。被称为“壬戌学制”民国初期教育体制规定,在条件允许的地方,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英语和日语), 每周三课时,中学的外语为必修课, 每周六至九课时, 大学预科必修外语(英语),并可兼修第二外语(德语或法语) 。 时代周报:歌德说过一句话:“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 观民国时期英语教育,一大特色是众多“大师”直接参与,包括林语堂、朱光潜、梁实秋、潘家洵、辜鸿铭、钱钟书等。其中林语堂更是直接编撰了《开明初中英语读本》,朱光潜和梁实秋编写了大学英语教材。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的名人在民国时期都曾是英语老师,相比之下现在虽说重视英语,但说到教英语的只能想到许国璋、李阳和俞敏洪。 中国人经常觉得日本人的英语不好—这是错觉。日本人的英语是“说得不好”,并非“学得不好”。根据雅思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12年,在全球41个主要雅思考生国中,中国大陆考生的学术类雅思平均成绩为5.6分,排列第34名,落后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东亚国家,仅排在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之前。 张颐武:当然了,跨文化的理解必须要有多语言的能力、跨语言的能力。学英语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是世界性的语言,现在就是技术性的问题比较多。第一,中国人学得好多年还是“哑巴”英语,应考能力很强,但还不太能用,在交际时只能说一些最简单的话,稍微复杂一点的用起来就比较难。这是我们要提高的,学了很多年效果不是很好,效率不是很高。当然,日本也出现这种情况,学习的热情很高,但学习效果不是很明显,张嘴的能力比较弱。第二,学英语搞成了一门心思只是学“英语”,其他的文化上的修养还不够,自己的母语的情况很低迷,这种情况也的确存在。 笔者认为,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的培养等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应该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在了解西方文明之前,应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有比较才有发现,国语的教养水平,是你透视西方文明的那双慧眼,是外语这个壳里的填充物。这次的北京教改提高了高考中语文的分值,固然值得肯定,但成功的国语教育,并非只靠分值提高就能实现的,有助于教养水平提高的教学内容和结构上的调整,是更为艰难的改革任务(这要看后续的教学大纲、评价体系如何改变了)。 对照日本,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幼儿就已经开始,小学升初中英语和数学就成这择校的条件。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包括英语)的后果如今已经显现: 由于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等原因,中国人对民主的适用范围与限度的认识,向来有颇多混乱。比如,有一种“泛民主”的错误想象,认为最好一切有争议的社会公共问题都拿来由人民一人一票来决定,这才是最好的决策。这种想法,往往是基于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根源,即认为“人民”意志不但在政治上最正确,而且是最科学、最有智慧的,“永远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 目前中国对英语的重视毋庸置疑,根据国家语委的调查:65%以上的大学生将超过1/4的时间用在了外语学习上。英语不但关乎出国留学和到入职外企,很多时候成为了人们求职和晋升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一时间不但学校和家长重视,遍地的英语培训机构也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人学英语的热情孵化出新东方、环球、华尔街、韦伯英语等一系列知名的英语教育机构。很多成为上市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英语教育迅速复苏。1977年高考英语就是选考项目。1978年,教育部下发《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高考全国统一命题,考外语科目。当时规定外语科目成绩虽然暂不记分、仅作参考,但从此外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之一。1979 年,教育部提出小学外语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重点小学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小学逐步开设,整顿和恢复“文革”期间原有的11 所外国语学校。从1979 年起到1983 年,高考中外语成绩分别按10%、30%、50%、70% 和100% 记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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